【社科院】
社科院三十週年系列活動Refocusing Asia於11月27日拉開序幕，院長楊婉瑩為活動進行引言，提及社科院有多個亞洲研究學術單位，同時積極推動國際化，不僅透過英語轉譯知識，更強調亞洲研究學術成果的國際交流，因而將本次院慶系列演講主題訂為Refocusing Asia。第一場演講邀請到德國柏林洪堡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Henning Klöter（韓可龍），以「消失的多語制──臺灣的語言規劃與語言轉換」為題進行演講，並由國發所所長、亞太研究國際學程主任劉曉鵬擔任主持人，從語言和文化的角度來談臺灣多語制的發展與現況。
Henning首先介紹國家多語言的相關概念，說明在早期殖民及現代全球化的影響下，部分國家開始慢慢失去原先語言的多樣性和獨立性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針對瀕危語言（endangered languages）進行追蹤調查。一國內的語言數量開始逐漸減少的影響因素有很多，相關研究提出的其中一項便是「馬路（roads）」，指出馬路越多則語言越少，在道路興建前，各地區的族群是孤立的群體、使用自己的語言，道路開拓實際上也代表著基礎建設的發展，因此有了馬路後群體間開始進行交流，獨立性消失，較為主流和強勢（dominant）的族群語言擴張普及，另一種語言則可能會相對地沒落。
臺灣目前主要使用的語言有華語、臺語、客語以及南島語系的原住民語，語言多樣性指數（Language Diversity Index）中等，Henning進一步從可聽的多語言（audible multilingualism）及可見的多語言（visible multilingualism）兩個層面分析觀察臺灣語言的使用情形。可聽的多語言其中包含了語言規劃（language planning）和語言轉換（language shift）。語言規劃有三個要件，第一個為語言本體規劃（corpus planning），即設計並規定語言的標準使用方式；第二個為語言地位規劃（status planning），這與每個時空背景下的意識形態相當有關，為了不同目的，語言有了地位高低，例如國民政府時期的國語運動；第三個則是語言習得規劃（acquisition planning），提供語言的學習資源或相關語言證明的考試等。以上這三者之間要有穩定的連結、相互配合並確實執行，語言規劃才有可能成功。語言規劃不只是執政者由上而下（top-down）的，也有由下而上（bottom-up）的非官方語言規劃，然而直到20世紀「臺灣化」的概念才出現，過去注重官方的語言政策，忽略了家庭基礎帶來的語言規劃影響。語言規劃進而會影響到語言轉變，Henning指出臺灣在100年內發生兩次徹底的語言轉變是非常特殊的情形，分別是在日治時期與國民政府時期。儘管在這兩個時期對於語言的使用有特定的限制或規範，不過在民主化之後，臺灣開始意識到語言多樣性的重要，在語言地位規劃上也不再只以單一語言為主。
可見的多語言大部分是去觀察生活環境的語言景象（Linguistic landscape），人們所說、所聽的語言，也會因為具有特定功能和象徵而呈現出來。Henning以臺灣的路名標誌為例進行分析，路標的設置是由地方政府負責，因此各地區的路標可能會有些許差異，除此之外，更能從路標的名稱、文字敘述、語言、地點和其他符號學的象徵來深入了解路標的語言呈現。路標上的文字雖皆是繁體中文，但如果搭配上下方的羅馬拼音去解讀，則能夠看到路名背後所代表的歷史文化意涵，例如艋舺大道的羅馬拼音為「BangKa Blvd.」，唸出來實為臺語的艋舺，而非華語音譯成英文的艋舺。這些隱藏在生活中的語言呈現是歷史文化形塑而成，而這些語言景象也塑造了我們所處的環境，Henning認為可以去思考使用特定語言的文字具有什麼意義，留意沒看見的在地語言，並關注多語制下可能產生的不平等。
